当前后两案之间事实基本相等，依据前案确立的规则处理待决的案件会产生严重的司法不公时，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可能推翻先例。

总体来说，作为原初权利物质内容的居民部门原初分配收入有两个去向：其一是向广义政府部门缴纳，主要是纳税，还有社保等其他形式的缴纳。制约权利一切方面的、特别是制约权利的体量、存在形式和相对于权力的地位等等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都应该在物质资料生产、积累、分配、消费的大框架内理解。

（2）这些财政支出中的一部分执行着传统的主权保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维持职能，基本上都会转化成权力。这样，法律再次确认国有企业法人实际上分享了原属于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一部分权利。通过以上回顾可看到，一部分国家财产所有权在法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分解为两权，这是我国宪法、法律和国家统计部门工作规则早已确认的现实，也是法学界共识。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使过剩人口得到新的补充，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或许有读者会问，这些公产即政府预算支出到底哪些循国有财产→权力转化逻辑做了转化，哪些在形式上从政府部门手里过了一下，在完成预设功能后又回到个人手中并生成为权利，还是不清楚啊。

[5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729页。至少某些影响消费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决策，必需由住户成员一起做出来。所谓地方人大问责，是指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依法对其因违法或不当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果而追究其责任的活动。

(二)作为控权式监督的顶层设计地方人大监督自始至终都是控权式的监督，不论是在监察改革前后都是如此。问责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不履行法定职责，另一种是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11]参见周成奎、刘松山、周伟：以良法促善治，以监督护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人谈，《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页。三、以对权监督为中心的地方人大监督及其体系定位在新型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地方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及检察院均要受同级地方人大监督。

四是在人大开展具体监督工作中，对监督方式不配合、不主动，影响监督工作开展的。[3]参见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立法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8-9页。

[20]该法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地方人大而言，人大代表监督是诸多微观监督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大代表通过联系群众发挥着最为广泛的监督作用，它既体现了地方人大监督的灵活性，又保障了地方人大监督的有效性。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异体监督，在扁平化的监察监督之外重新构建一个宪制维度的监督机制，有助于弥补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缺陷。具体到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责，包括如下情形：一是未按照法定要求贯彻执行《宪法》《监察法》的规定，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社会公共利益重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该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位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监督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使之融入到整个法治监督体系之中？如何确定地方人大监督的基本内容，从而使之符合监察体制改革后的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的制度安排？如何选择合适的监督方法，从而避免重蹈人大监督太软太弱的覆辙？有鉴于此，本文以对监督权的再监督为核心切入点，探索构建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法治路径，以期为建立有效的异体监督机制、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地方层面，有的地方已经依照监察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的目标规划，着手推进地方人大内部机构的调整，履行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责。[24]1988年制定，1997年、2007年先后两次修订。[28]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3期，第4页。

这也印证了前文提到的我国监督权体系两个层级的划分，监察体制改革变动的是第二级的监督权，第一级监督权即人大监督权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通过上述分析和观察，我们也能发现，如果欠缺问责式的刚性监督，则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监督的实效性。

[26]参见秦前红：国家监察法实施中的一个重大难点：人大代表能否成为监察对象，《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39页。从立法来看，《宪法》99条规定了地方人大的主要职责，分别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以及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地方人大监督将致力于协调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如审查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过度赋权，解决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冲突，如调查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是否与国家机关的内部管理权相冲突，这种为顺应改革需要所做出的调整始终维持着地方人大对地方各国家机关的控权式监督地位。根据该法第5条、第6条等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对本级一府两院开展监督工作。[29]参见陈瑞华：论国家监察权的性质，《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第1页。前文分析表明，地方人大监督权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之间并无主次之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二者是相对独立的。二、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之间关系的厘定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基本模式是先由《宪法》以修正案形式确立，再由《监察法》加以细化规定而形成的。虽然地方人大有权选举监察委员会主任、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但其通常不直接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只是在整体上对监察委员会的视察、调研等情况提出意见，是对权力运行状况的整体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监督权的主体，其主体地位只有通过人大代表通过共同参与行使监督权力与实施监督活动才能得到实现。在地方人大各种监督措施中，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是偏宏观性监督，执法检查是偏中观性监督，人大代表监督则是偏微观性监督，这些监督措施侧重不同并彼此互补。

原因在于，对人监督全覆盖并非意味着对权监督也是全覆盖的。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代议民主和间接民主的中国形式，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笔者在南京人大网以执法检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索712条数据，其中多涉及环保、产品质量等督促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执法检查，这712条数据中没有任何关于地方人大针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执法检查。前期的法治反腐实践表明，监察体制改革将重心放在对人的监督上，紧紧锁定住了用权的人，有效地凝聚了反腐力量，减少了腐败存量，降低了腐败增量，提升了反腐实效。

但是，地方监察委员会毕竟是由地方人大依法定程序产生，当然也要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种监督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干涉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而是督促其正确行使权力。该观点其实是《监督法》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的翻版，即直接将《监督法》中的表述转换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中。(三)两类监督共融一体过往法治反腐的经验及权力配置的逻辑表明，只有将人大监督纳入到整个监督体系中，才能够形成闭合的全覆盖监督系统。基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能特征，评议的重心应当聚焦于工作评议，即对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评议。

[34]盛艳春：行稳致远：四十年地方人大监督，《人大研究》2019年第10期，第22页。《监督法》仅对各种常态化监督做了一般性规定，具体有关监督的适用对象、程序等主要规定在地方规范性文件中，但目前不少地方规范性文件建设滞后，难以发挥指导常态化监督机制运行的作用。

[6]张翔：对‘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制度回应，《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3期，第38页。[7]靳海婷：论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之关系、界限与衔接，《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4页。

三是对同级人大议案及人大代表所提建议和意见，不办理、不反馈或者拖延应付、变通处理的。 注释:[1]参见秦前红、叶海波等：《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2页。

[22]参见姚魏：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困局及纾解——以法律效力为中心的制度建构,《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73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监督是相互冲突的。关键词: 地方人大监督 监察监督 再监督 过程性监督 刚性问责 一、问题由来：如何走出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困境随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推进，如何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有效的再监督，是实现监察全覆盖改革目标绕不开的重要问题。考虑到《宪法》99条的规定及监察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前述未作明文规定的监督事项当然也应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

其一，以发现问题为中心的督查机制建设。地方监察委员会受地方人大监督，意味着其要对地方人大负责，地方人大可以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或权力行使情况组织视察和进行专项调研，听取专项报告并提出意见。

就预防性监督而言，监督与预防本为一体。比如，人大代表对各级法院及其工作情况的监督，基本上都是建议性监督。

[30]参见谭燕萍：我国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中的利益博弈分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第57页。[17]参见刘小妹：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机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第23页。